為什麼我們在今天更需要「粗俗」？

在這個凡事追求「精緻」、「正確」且過度包裝的時代，我們是否曾在某個瞬間，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疲勞？我們的生活被無數標準化的美學與「安全」的選擇所填滿，靈魂卻在層層包裝之下，逐漸遺失了最原始、最粗礪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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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談論喜劇，直覺往往是「搞笑」，但在布魯克的「粗俗劇場」（Rough Theatre）觀點中，喜劇肩負著極為嚴肅的社會責任。喜劇的責任，是剝離那層名為「神聖」的偽善。真正的喜劇，是為了應對那些被國家、主權或自由民主等「神聖光環」所掩蓋的真實問題。阿亮老師精準地指出，喜劇的責任在於利用「輕盈」與「粗俗」，去戳破權力的僵化。以川普（Donald Trump）為例，他雖令人厭惡，卻也顯得「可笑」——因為他不再像過去的領導者那樣，試圖用「神聖」的民主口號來包裝能源爭奪的戰爭。他粗俗地剝離了那層假面，讓權力結構的荒謬性無所遁形。「喜劇的責任是要讓觀眾笑，但不只是讓觀眾笑。它必須比笑更多，它要讓我們去面對那些平時被教導不要去面對、難以堪負的部分。」這種「粗俗」的力量，正是用一種便宜、隨手可得、誰都能用的方式，去嘲弄並解構那些僵化的、不可侵犯的宏大敘事。

 

在《空的空間》中，布魯克對「僵化劇場」（Deadly Theatre）提出了嚴厲警告。對創作者與生活者而言，最誘惑也最危險的陷阱，正是「安全」。為了避免出錯，我們傾向選擇最現成的美學，但「安全會導致僵化，而僵化就是死亡」。阿亮老師特別糾正了原書譯文的一個關鍵誤區。在討論「粗俗」時，並非主張一種「不負責任」的遊戲，相反地，認真的工作必須擺脫不負責任的態度。如果只是為了搞笑而堆砌廉價的梗（Gags），喜劇會淪為一種疲憊的「勞動」，最終走向僵化。真正的生命力，存在於一種「認真的放鬆」中。我們必須有勇氣離開那些「無法離開」的東西—如過度的認同與尊嚴—並與之保持一個批判性的距離。

 

我們常誤以為契訶夫是沉重的憂鬱大師，但契訶夫本質上是喜劇。身為醫生，契訶夫以無限溫柔提取生命的細微層次，並透過「切片與切片之間的蒙太奇」來組織劇場。在契訶夫的時空裡，訊息是重疊且快速流動的：當三姐妹中的大姐在感嘆命運時，二姐的正陷入不倫之戀。這種不斷移動的「觀看框架」產生了疏離效果（Verfremdungseffekt），讓我們在來不及同情角色時，事情就已經「草草率率地過去」了。這種「草草率率」正是生命真實的底色。當最重大的悲劇（如死亡或別離）在蒙太奇的剪輯下變成了日常的噪音，我們才能在這種荒謬的喜劇性中，看清生命的真相：一切都在變動，變動到最後，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對於彼得·布魯克而言，莎士比亞是聖與俗辯證的最高典範。「神聖劇場」試圖逼近人所無法逼近之物，而「粗俗劇場」則以旺盛的生命力，對抗一切權力的「硬化」。在《李爾王》這齣充滿虛無的悲劇中，阿亮老師解析了那段著名的結語："We that are young shall never see so much nor live so long" （我們這些年輕人，看不見那麼多，也活不了那麼長。）這段話之所以能將悲劇翻轉為喜劇的曙光，是因為它找回了生命活力。在莎士比亞的安排下，弱勢的埃德加（Edgar）擊敗了邪惡的對手——這並非單純的正義必勝，而是象徵著一個被權力「僵化」的生命，終將敗給那股尚未硬化的、純粹的生命活力。在無邊的虛無面前，我們依然保有「去問意義是什麼」的勇氣，這就是粗俗對抗神聖的永久遊戲。

 

惠勻分享己身經驗：劇場是為「鬼魂」創作—跨越邊界的靈魂流亡

劇場不只是物理空間，更是容納「不可說之物」的神祕場域。導讀現場分享了一個動人的故事：一位擁有感應能力的觀眾，在演出中看見了許多「陰間眾生」在旁觀看並得到撫慰。這讓我們意識到，劇場的真正觀眾，或許也包含了那些被社會排除的邊緣人與鬼魂。這揭示了藝術家的一種「精神流亡」。誠如德勒茲（Deleuze）所言，藝術家的健康之所以脆弱，是因為：「他們曾在生命中見過那個對任何人來說都過於巨大的某種東西，被烙上了死亡的秘密印記。」當藝術家觸碰到了那個深淵般的「巨大之物」，他們便不再尋求人類社會的單一評價。當我們開始「為鬼魂創作」，劇場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對矛盾保持耐心、容納神祕與孤獨的空間。

 

結語：RRA—在共同在場中找回為人的勇氣

布魯克提出的 RRA 公式（Representation 呈現, Repetition 重複, Assistance 陪伴/見證）為現代人提供了救贖。在這個過度包裝且疏離的時代，我們之所以需要走進劇場，核心就在於見證。無論在枯燥的生活或重複的操練中，生命力隨時都可能喪失。唯有透過演出的當下，藉由演員與觀眾在現場的「共同在場」與彼此見證，那股喪失的活力才有機會被重新找回。在劇場裡，我們重新學習如何當一個人，學習如何在一無所有的狀態下，依然擁有彼此。

 

導讀課的終點，阿亮老師引用了谷川俊太郎的詩意觀點：詩與藝術，是為了讓我們擁有「失去語言的勇氣」。當所有的語言、包裝與社會認同都褪去後，我們是否依然有勇氣去面對那片巨大的虛無，並在那裡重新問出一句：「意義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