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震動、演算與返始：技術媒介對聲音意義的重塑與其共鳴潛能

 

在當前技術理性的全面籠罩下，我們正經歷一場從「雜響」到「噪音」的異化。根據米榭·塞荷的書寫，世界最初的樣貌是混沌而充滿生機的震動，那是一種未經剪裁的生命基底。塞荷提到的雜響很多來自大自然的律動或是震動，比如地震、潮汐、鳥鳴、石頭的滾落。而另外一種雜響，如媒體、戰爭所製造的聲響，它無法被共振，這些聲音無法進到我們身體裡，這些聲音是一種暴力。從自然到人為中間有一個區別，地震與海嘯雖然也是可怕或者暴力的，但它的存在，並不是透過不斷轟炸、不斷改造，讓我們無法理解的狀態。而舞蹈或者音樂來自於有潛能的雜響，它們的震動是能產生「共振」的，其共振又可以去開展出去一種未來的潛能，有就是說，未來已經在這個共振裡面發生，從這個共振的體驗裡去呼喚出未來。然而，當代的數位技術媒介不再僅是聲音的容器，它已演化為一種「寄生者」，透過淨化與再編碼，將模糊、發散且具備身體共振能性的雜響，強行轉化為二進位的數據指令。

 

我們聽見的是訊息，而非震動；我們感知的是模組，而非生命。

 

人類慢慢淪為「數位難民」之際，如何透過「返始」的哲學徑路，在演算法的夾縫中重新召喚共鳴的潛能。

 

二、意義的重新編碼：技術媒介對聲音多義性的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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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語言發明之初，並不是為了限縮意義，發明語言、發明媒介本來是為了讓語言可以不斷地被使用多。所以塞荷的寫作手法中，他非常注重一個詞彙的字根從拉丁文哪個字而來，而它的字根原本有另外一個意思，我們今天往往會忘掉它原本意義發生的誕生之地，在多義中，最後只選擇了一個意義，因此不斷限縮下去。而這個現象可能跟媒體有關，當今的技術媒介創造了另一種現實，讓我們對某些文字的意義產生另外一種詮釋，比如說我們會發明各種網路語言。但是，我們有機會因此再回到最初多層次的、多義的語言可能性嗎，還是反而讓某些事物定型、不斷系統化？人類文明對「系統化」的慾望，是推動聽覺經驗轉向的主因。從羊皮紙、印刷術到當代的數位介面，當原始的雜響被過濾為純粹的符號，聲音的多義性便隨之崩解。

 

捷運上，人們的手機有時候擴音播放出來的短影音或音樂，常令人感到刺耳與被侵犯。例外的是，當移工在公共場合透過手機直播、播放家鄉的音樂時，這些聲音反而建立了一種情感連結，顯現技術媒介亦存在轉向的可能。在城市邊緣階級的移工們，透過科技媒體與家鄉連結，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數據交換，而是利用技術建立起跨越國界的情感場域。相反地，那些毫無意識地滑動短影音、則讓人陷入了單向的權力控制與系統化的模組之中，失去了與聲音共振的能力。

 

當代的電腦器材與演算法並非橫空出世，而是傳統樂器的「遙遠後代」。過去我們是用一個身體的運作跟動作去記憶如何使用這個技術，現在鋼琴的鍵盤與電腦的鍵盤我們都使用同一個名詞，原來屬於感官運作的意義被重新繼承，卻在功能上被異化。當演算法取代了實體的共鳴箱，聲音與物理世界的連帶被切斷，現代人逐漸喪失「純粹聆聽」的能力—我們習慣於尋找形狀與指令，卻無法承接震動本身。

 

三、數位幽靈：全球語言模組的霸權與數據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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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 AI 發展與數位媒介正建構出一種全球性的「語言模組霸權」。目前全球受制於三種主流邏輯的模組：美式英文、歐陸語系、以及中國。所有的歐陸語言過去是拉丁文作為一個文化上的資本。可是比如說法文、德文、西班牙、意大利，或是甚至到冰島北歐，也很複雜，這樣的歐陸語系就會由英文的語言模組來主宰，歐洲意識到，如果他們不發明自己的語言模組，就會產生語言浩劫。在台灣，我們雖使用中文，卻是將中文數據餵養給美式英語邏輯進行演算。這種「語言浩劫」使區域語言、方言、原住民語等將慢慢被犧牲、強行模組化。因為 AI 無法處理台灣原住民的語言，導致今天這個時代所有的語言全部都在固定的語言模組裡，提供給某一個具有帝國意識的區域作為更豐富的資料，也有非常多不同區域的人因為這個數位的發展而產生了新的階級，也意味著我們餵養或讀取的語言，正受到特定帝國意識形態與英文邏輯的過濾與轉譯。如同 Google Maps 最初是為了軍事無人機與大數據監控而開發，後續更結合了《寶可夢 GO》來驅動人類補足地圖圖資；這些科技與流行文化背後，皆隱藏著龐大的權力控制與政治意圖。

 

這種「模組化」徹底抹除了個體的共鳴潛力。抖音、追劇、手機等也是一個單一的權力、單向的聲音，因為它背後只是一種模組。但語言或是音樂，或者塞荷提到的雜響，提供了可以編碼的聲音，我們可以從雜響提取出可以成為音樂的事物、可以成為語言的聲音。公共空間的聲音本應是身體共振的場所，如今卻淪為受控的噪音。無論是流行文化中的《寶可夢 GO》或 Google Map 的普及，其底層邏輯與軍事監控、資本擴張緊密掛鉤。人類在城市中的自由移動被編碼為餵養數據引擎的燃料，我們對世界的感知已完全被技術媒介所布署。

 

四、返始的哲學：田都元帥的沉默與原初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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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數位異化中重尋意義，必須重新思考「返始」—這不是退步，而是回歸原始的混沌中，重新提取能與世界共鳴的元素。

「聖言」的誕生始於震動。在聖經隱喻中，馬利亞與以利沙伯相遇時，母體內兩個胎兒透過震動產生的「原初共鳴」，才是意義的真正發端。另外，「田都元帥」的文化隱喻：這位掌管戲曲與音樂的神明，童年被拋棄在田間由螃蟹滋養，且是一位無法言語的「啞巴神」。田都元帥的「沉默」正是「能（Puissance）」的最高體現——那是未被編碼系統限制的原始力量。與其相對的是「識（Potentiel）」與「潛在（Virtuel）」。在技術時代，「虛擬（Virtual）」被誤讀為技術網絡的擬真，但其哲學本質應是「潛在性」。在資訊爆炸中拒絕過度編碼，讓聲音回歸沉默，從中重新提取誘發震動。

 

書中反覆使用「我在這裡，又不在這裡」、「靈魂在其中，也不在」等矛盾語法描寫雙重性。面對現代社會過載的網路資訊與焦慮感，參選擇不去接收與觀看，可被詮釋為一種道家「無為」的抵抗哲學。如同面對風災後被破壞的山林，最好的復原方式往往是「放著不管」，讓河水自己找回原本的路徑。在資訊爆炸的時代，「無為」可能反而是最積極的行動

 

 

五、身體、空間與共振：河道記得流過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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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的最終意義必須落實於「身體感」。數位複製雖能傳遞頻率，卻無法複製「現場感」。借用「河流」的隱喻：當洪水來襲，河水總會記得它原始流過的路，即便人類修築了水壩與堤防，河水仍會衝擊並回歸其本初的河道。人類的聆聽經驗亦然。數位演算法如同人造水壩，試圖規範聲音的流向，但身體作為最終的共鳴器，始終保有回歸原初震動的本能。

 

每一個文明都有自己的脈絡需要去聆聽，不是單純的好不好聽，而是我們在這個音樂裡面找到的位置是什麼。這個位置是來自於我們的主體曾經具備的各種脈絡對歷史的理解閱讀等等，這是很複雜的，藝術感知是需要不斷討論的，我們在劇場裡的感知，不是感官，它有一個認識論、知識論。很多時候是用知識去看、去聽、去決定。但要提醒的是，我們也可能已經忘記回到雜響最初的存在，就是一種共振的關係，螺旋狀的共振。我們忘記了這種與生俱來的共振能力，只會用知識去分析它，去決定要不要喜歡或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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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身體是最終的共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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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然雜響到數位編碼的聲學轉向，是一場對人類多義性經驗的系統化掠奪。當我們身處於 AI 演算法與全球語言模組的環伺下，重建與世界的「震動連結」已成為文明存續的關鍵。「返始」的路徑並非逃避技術，而是有意識地在系統的縫隙中，尋找那些未被封閉的潛能。聲音創作者在當前的任務不再是製造更多「悅耳的旋律」，而是創造能誘發身體共感、能與歷史脈絡連結的「震動場域」。我們必須奪回聲音的詮釋權，承認沈默的力量與空間的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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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劇場談身體跟聲音，也常會用到「能(puissance)、識(potentiel)、潛在(virtuel)」。剛剛有提到，「未來性」包含在已存在的聲音裡面。我們從聲音裡面挖掘可能的意義，是因為看到聲音本來就具備某一種未來性，是關於潛能的、也是潛在。轉譯到你們的身體方法、創作方法，為什麼身聲會需要用「演、樂、舞、聲」的方式來做創作，是不是想要在這個樂舞聲裡面保留一種潛在的能與識。「潛在」的字根跟「虛擬」很接近，今日我們談AI，一切都是被演算法重新集合再虛擬出來的，包括現在的虛擬歌手、虛擬詩人、虛擬電影等，可是他們具有某一種潛在性嗎？「虛擬」是在技術網絡出現以後的詞彙，網路的潛能，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要處理的問題。

 

從雜響讀取訊息、然後變成音樂跟語言，塞荷書中的這一段：意義訴諸潛能，意義訴諸現實。語言源頭訴諸潛能，潮流與出海口訴諸現實。大家可以用這兩段話代入我們今天談的任何的主題。潮流與出海口，也就是我們現在正在使用的流行，不管是技術、或是政治左右的文化，可是它在訴諸現實，但問題是，源頭是為了潛能，而我們從潛能到現實之間丟失多少東西，又有哪些東西可以在源頭的潛能裡面重新找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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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的意義不在於被解讀，而在於被共振。在數位幽靈不斷擴張的時代，唯有重新建立人與世界的連結，我們才能在混沌中聽見那份真正屬於未來的、富有生命力的共鳴。而身體仍是最終的共鳴器。